深圳山寨手机厂商升级

通平台，它从研发到方案都有自己的团队，做出第一款上市的智能手机用了半年。而长期和联发科合作的鸿嘉源则终于等到了联发科的3G芯片-2011年下半年联发科抛出了两块芯片，编号为6573的3G智能芯片在当年8月正式量产出货，接着又在年底推出了2.75G(EDGE)的类智能型手机单芯片6513。它们都延续了Turnkey的解决方案，虽然主频只有650M-市场的主流早已到达1GHz，但对中小厂商来说已经足够。

　　有了芯片，黄继先停掉了所有功能机业务，全部投入智能机，并把品牌命名为ThL-他的解释是"Technology、Happy、Life"，尽管它的Logo乍一看像是"HTC"。ThL第一款3G智能手机直接从之前一款出口的2.5G智能机改进而来，和方案商合作设计，芯片用上了联发科的6573。从立项到上市只用了不到3个月。

　　和芯片比起来，手机生产的其他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虽然直到去年，要达到它们几家智能机要求的屏幕、摄像头、玻璃等等，深圳的工厂都没法提供，但基伍全靠找台湾供应商采购，而金立和ThL还会选择日本或韩国的看看。

　　2011年11月，这三家公司都在国内发布了各自的第一批产品，但结果很难让人满意。

　　基伍在深圳湾体育中心开了一个很大的发布会，正式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并推出了6款智能手机。许多基伍发布会到场的媒体在隔天的报道中强调了当时"满眼的印度人、非洲人"，张文学后来解释说那还是一场全球经销商大会。而当时发布的手机后来都没在国内上市。

　　张文学认为那几款产品从Android的版本到CPU主频都已落后，屏幕也太小-2款2.8寸屏的，3款3.2寸的，它们在2011年年底已经赶不上市场配置。剩下一款屏幕虽然有4.3寸，但用的高通的芯片没能适配好。后来那几款产品被转到了海外市场。虽然之前基伍可以在30多天里就根据市场需求做出一款新的功能机，但智能机不同，其硬件的更新速度让他们很不适应，"那次让我意识到，用以前做功能机的思维来做不行了，跟不上市场，一开始我们还是太保守了。"
专注国内的金立比基伍更熟悉这个市场。它把发布地点选在了北京，并公布了7款全新的智能机。其中有采用800MHz主频而价格在1500元以下的入门级产品，也有采用高通1.4GHz主频芯片的中高端产品，并且都是双模双待。

　　不过金立也有一些自己的麻烦，2011年同时也是它们功能机生意最好的一年，当年的销售量是2200万部，价格以1500元左右为主，但也有到2000多元的。这让它在推功能机的时候有些顾虑，因为当时凭借运营商的大力推动，市场喊得最响的口号都是关于"千元智能机"，一方面金立的智能机不能定价太高，但功能机的价格就要面临调整，卢伟冰也承认，"包袱太重"。

　　这时候像鸿嘉源这种小公司的好处就体现出来，黄继先已经把功能机的部分全部砍掉。2011年11月，ThL的首款智能手机悄悄地在广东省的一些手机连锁店上架-由于刚回到国内市场，他们决定先在广东找到一些在当地市场份额比较大的3C连锁，由深圳的工厂直接供货。当时这款手机用的是Android2.3系统，4寸的屏幕，双模双待，而且定价在1000元以下。但因为是一个新牌子，销量平平。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张文学意识到基伍需要重新进行一轮改造。他更换了基伍的大中华区团队，自己重新掌管了产品和营销。以前那些做2G的工程师，如果无法培养的，也全部被换掉。

　　他首先调整了芯片策略，也开始采用联发科的芯片，并把它和高通、博通三家的比例控制到差不多。他把研发团队里更多的人转向博通平台的开发，并换掉了高通的大部分方案公司。正好高通在2011年底推出一个名为QRD(Qualcomm Reference Design)的参考设计计划平台，这实质上是一个类似Turnkey的方案。为此高通拿出了骁龙S1系列的两款芯片组-这个系列定位于大众市场。2012年6月，高通又把这个平台再次升级，大大降低了高通开发的难度-高通当时称从开发到上市所需时间"从去年12月份的5个月，降至现在的3个月"，而且手机厂商"只关注于UI等设计就行了"。

　　至于联发科方面，基伍有合作多年的方案公司，问题并不大。但它不准备采用联发科的6573，而是开始直接研发当时还未量产的6575，这块单核芯片的主频已经达到了1GHz；之后又迅速投入了对联发科6577芯片的开发，这是联发科今年5月发布的一块双核芯片。

尽管从发布第一块3G智能芯片到双核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联发科芯片的性能已经相对稳定，对中低端的手机已经够用。不稳定的反而是手机的系统和软件。上海凡卓通讯现在是基伍基于联发科平台的主要的方案合作方，帮基伍做Android系统的配适和优化。基伍把机型和配置报给它，然后让它去做这种兼容性的适配。"如果是第一次合作，对于一个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