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寨手机厂商升级

"金立在那个时候也有点犹豫，我们知道智能机要来，也有小规模的研发团队在尝试。但它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快，也要凶得多。"卢伟冰回忆说。到金立最终决定做是2011年的3月，他们招募了第一批两百多人的技术团队，开始投入智能机的研发。

　　而黄继先则算得上是一个老"华强北人"了，他在华强北卖了10多年手机，直到2008年他决定自己做手机，并成立了一家叫做鸿嘉源通讯科技的公司，开了工厂。他最早的牌子叫"长江"，专做海外市场，在南美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卖得不错，有一段时间，在香港卖国产机的地方，都有一个长江专柜。

　　多年的市场经验让他也看到了这个趋势，但他决定再等等看。不像基伍和金立，鸿嘉源只是个小公司。不过他也在准备，一直在招收技术人员，并且已经尝试做了一些非3G的智能机卖到海外。直到今年年中，当联发科推出了新芯片，他才觉得是时候了。

　　此时张文学则正在对公司进行调整。基伍和金立、鸿嘉源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既不是典型的以低价取胜的山寨手机，又还没有成为拥有真正号召力的品牌手机。由于主打的市场也不一样，它们互相之间甚至都还没有交过手。但从那时开始，它们都转向了国内的智能机市场，这是一局新的游戏，规则已经不同。

　　升级的第一步是得先把产品做出来。芯片是手机的核心，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新的芯片平台。

　　在功能机时代，由于有了联发科的存在，这个完全不成问题。在2003年底实现低价芯片的量产后，联发科又在2006年推出了Turnkey解决方案，它将手机的射频、基带芯片、嵌入式系统和软件都整合集成到了一块芯片里面，这使手机的制造程序大大减少，成本更低，开发速度更快。

　　联发科同时还扶持起大量的方案设计公司，后者围绕着联发科这块集成好的芯片，根据客户的需求将手机的各种外设-键盘、外壳、摄像头、蓝牙、电池等等，还有软件，集成到一块电路主板上。对大部分手机集成商来说，它们要做的就是找设计公司买这么一块主板，根据主板开一个模具，然后找供应商采购零部件，最后找到一家组装工厂。功能机的制造就这样被联发科简化成了一个"一块芯片，几块主板，无数款手机"的集成再集成的链条。

　　但是联发科没能及时跟进智能机芯片，手机厂商发现没有了它，做一台手机还是挺难的。2009年基伍成立了3G团队，但却发现它的盟友联发科拿不出一块合格的3G芯片。他们只好选了高通，后者是3G领域最成熟的厂商。

　　智能机还拥有一个功能机没有的操作系统。在2009年以前，为智能机而生的操作系统已经有很多。早期在华强北出现的少量山寨智能机，使用的都是微软的Windows Mobile(WM)系统，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真正开放的系统，尽管它几乎就是把电脑端的Windows系统照搬进了手机。直到另一个开放的系统出现，这种局面才被打破。谷歌在2008年9月推出了Android系统的第一个版本，它的操作体验会更适合移动终端，而且免费。

　　基伍最开始的智能机团队只有几十人，之前也几乎没接触过Android和高通。张文学一下子找了包括赛龙和比亚迪在内的四家手机方案公司合作。设计公司对此也是新手。"一家设计公司能有五六个懂Android的就很不错了。"张文学说。头一年的成绩不太好看，出来的几乎都是废品。

　　那个时候国内真正做得起高通平台的算起来并不多，只有华为、中兴、酷派、联想等少数几家品牌厂商。虽然张文学后来迅速把自有研发团队增加到了200多人，但在这些大公司前实在有点单薄。而且高通不像联发科，它对中小厂商的支持很少，反应速度也慢，在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要很久才能解决。

　　高通另一个门槛在于它的技术授权费用。在3G领域所有带CDMA后缀的技术上它几乎都有专利，跟它合作的厂商需要提供500万美元的入门费，首付是50万美元，然后分多次返还。另一方面，即使不使用高通的芯片，只要你生产的手机能用3G网络，高通都能从最后的销售中获得提成。

　　对一些想转型做3G智能机的中小公司来说，技术和资金这两个门槛就足以让他们吃不消。直到2010年下半年，基伍才开始有几款产品"跑得起来了"。张文学自己有点后悔，觉得2009年投入研发做早了，应该是2010年再进入。

　　那时候基伍又找到了第二家合作的芯片厂商博通。2010年年底，正好当时基伍招募了一批从博通出来的员工，这些人跟张文学说博通刚刚进入中国，正在四处找手机厂商合作。这家美国公司虽然到2008年才进入手机3G芯片研发，但它在多种芯片上的积累让它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服务，而且足够稳定，这是张文学所看重的。他从博通的代理商那进了不少芯片，成为了博通在国内的早期用户。

金立2011年初进入的时候，也只能选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