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教育体系有待改革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教育体系。大学教师们表示，大学过多地关注理论和机械式的学习，在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方面关注不够。班级的人数也过多：一些博导需要指导50多名学生。

　　麦肯锡(McKinsey)的一份报告估计，在中国大学的工程类毕业生中，只有10%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该咨询公司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甚至这样称呼此类学生--"填鸭式"，他们擅长记忆事实和通过考试，但非常缺乏主动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对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极度尊重权威。雇主们经常抱怨称，尽管他们雇用的大学毕业生似乎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很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曾面临这种局面：必须克服年轻大学毕业生沉默寡言的毛病，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某些问题。中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一些变动，强调交流和团队合作，同时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学作为核心，它们将得到额外的资源。不过，即使顶尖大学的预算也十分紧张。

　　然而，阻碍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不在实

　　验室或教室，而是股市的命运。过去二十年来，小型私营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为私营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约75%的银行贷款，并在1300家上市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研究型公司有时需要数年时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花费，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但中国企业家往往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或非正规的贷款网络，来筹集初创资金。"在建立一个后院工厂方面，非正规网络确实相当有效，"麦肯锡大中华区总裁高安德(Andrew Grant)表示，"但如果你希望转变为一个1000人的业务，它们就不起作用了。"

　　在日本和韩国，研究集中在那些有财力冒险的大公司身上，例如索尼(Sony)和三星(Samsung)。然而，在中国，大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经营企业的高管对于冒较高风险颇为敏感。"其中一个关键是金融体系，"里昂证券经济学家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够真正将资金配置到私营企业，为它们的自主研究提供资金？" 罗思曼编制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动力的报告。

　　除了上述障碍，中国创新还面临着知识产权遭窃的进一步威胁。专利侵犯对研究的直接威胁可能已被夸大：公司通常更关注那些伪造成品的人，而不是那些从实验室盗取机密的人。然而，中外企业经常警告称，这种法律不确定性将阻碍对知识产业的投资。

　　跨国公司有望发挥作用

　　抛开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因素可能对中国有利。首先是跨国公司的作用。我们很难衡量跨国研究的范围，因为一些在华研发中心对于公关的关注程度要高于科学。瑞典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Sylvia Schwaag Serger)预计，只有30%的海外公司正在开展创新研究。她撰写过多篇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

　　然而，长期而言，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创新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和其它领先公司，正在对年轻一代科学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管理跨越不同学科的复杂研究项目、如何与大学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以及如何与其它拥有专业技术的公司合作。

　　具备了这些技能，其中一些年轻科学家一定能独立开创一片天地。施瓦格•泽格表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归国人员。在去年回国的3万名海外毕业生中，一些人是被政府资助所吸引，其他人则是受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吸引。许多人谈到了为国出力的爱国主义动机。归国人员不仅带来了从国外学到的技能，还带来了交流创意的更大意愿。

　　"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创新"

　　"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的成功表明，他们有能力创新，"丹麦糖尿病专业机构诺和诺德(Novo Nordisk)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表示，"他们所需要的是适当的环境。"

　　除归国人员以外，中国还有着吸引许多台湾人士的优势，这些人目睹了台湾如何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行业。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台湾公司和归国人员已经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道格拉斯•富勒(Douglas Fuller)表示，在中国616项美国信息科技(IT)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中，外籍华人或海归人员创建的公司就占了503项（实用专利是真正的创新而非改造）。

　　20年来，大量海外华人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技能，帮助中国迅速进军制造业。如今，他们可能会为中国的创新提供同样重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