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反垄断整改只是开始，下一张罚单将会给谁？

场产生影响行为。
　　

对于大量已经进军海外市场，或者即将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签订的大多是全球统一合同。如果在中国区域可以明确有折扣的状况下，高通是否会要求全球其它地区的合同提价，规避处罚，是他们较为担心的问题。此外，对于那些在中国生产，但出口至海外市场的产品是否也能享受相应的许可费率折扣，也存在争议。
　　

"所有这些合同肯定得全球一揽子谈，不能摁下葫芦起了瓢。"前述参会的国内一线手机厂商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以往一些完全不交许可费的领域，也将成为过去。
　　

比如，让下游厂商颇为意外的是，此前调查过程中从未提出过LTE三模手机需要收费的问题。但前述高通整改措施中提及了"包括3模LTE-TDD设备"，因此，也有企业希望通过与发改委的沟通，了解这其中的内情。
　　

吴鹏对本报记者解释说，高通公司从来没有放弃对4G三模手机收费的主张。只是之前正面临着反垄断调查，在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下，于去年中后期发文件说暂不收费。
　　

"鉴于现在已经很明朗了，而发改委也明确支持，保护高通在中国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收费的还是应该收费。"他说。
　　

一位了解发改委内部沟通会的运营商代表对本报记者说，高通之前的行为，可以看成是培育市场初期的促销行为，现在收费也是大势所趋，只不过反垄断这个诱因，让实际收费的时间，比大家之前预期的时间要提前了。
　　

不过，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在当前动辄"五模十频"手机的主流市场趋势下，LTE三模手机本身的市场规模已经很小，大多销往偏远农村或欠发达地区。
　　

上述了解沟通进展的发改委专家称，在新时期，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政府既不可能代替企业去和高通谈判砍价，也不可能代替企业去竞争。而且，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该交的许可费必须得交。
　　

这对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逐步调整心态的过程。
　　

数位亲历者对本报记者描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CDMA最初进入中国之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没有什么专利储备，甚至也没有几个人懂专利。当时，是中国联通代表中国企业来统一谈许可费率。后来，又曾由TD联盟负责统一组织企业来谈LTE许可费率。
　　

利好华为，已与高通签署新协议

在下游产业链企业中，由于中国的复杂生态环境，出现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面临完全不同谈判形势的分化：大企业的谈判重点在于交叉许可，中小企业则面临全面冲击的挑战。
　　

"现在的状况，就是一滩浑水，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博弈，才能逐渐明朗。"一位曾深度参与调查的律师对本报记者总结道。
　　

总体来说，由于此类谈判，涉及一家公司核心商业秘密，因此，能够参与谈判的必定是既熟悉业务，又有较高层级的少量核心人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高通一般更倾向于与出货量大，影响力大，谈判条款更复杂的大企业先签订协议。
　　

对于手中没有太多专利储备的小企业，由于不涉及交叉授权的复杂谈判，也可以在大企业与高通敲定费率标准之后，紧随脚步，将自家许可费率谈到一个更有利的水平。
　　

所有前述的复杂因素，都导致重新谈判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达成速度取决于谈判双方迫切程度，或者整体的战略。又由于所有谈判都是一对一的闭门谈判，信息也非常不顺畅。其中一位谈判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以往，对于高通这样大部分时候是上门收钱，但又不提供什么服务的谈判，大家积极性比较低，也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第一财经日报》此前的高通系列报道所述，一家配合调查的手机企业与高通签署的标准合同中，相关条款非常复杂，但大致包含两大块内容：每部手机需要支付的费用;一次性支付给高通的许可费。
　　

每部手机需要支付的费用，分有大约十个价位比例档次;按照卖出手机数量来计算收取比例，算法非常复杂。根据发改委调查的情况，过去，中国企业平均支付的基准比例大致是5%。
　　

一次性付费便是交叉许可，即高通给该企业许可的时候，该企业也要拿出它的专利给高通许可。由于每个企业实力不一样，所具有的专利重要性不一样，对高通的价值不一样，所需要付给高通的许可费用也有所不同。简单说，就是A公司有10个专利，B公司有同样重要的5个专利，那么A与B之间签署交互许可协定，B仅需付给A公司5个专利的使用费用。但是高通强大的原因在于，持有的所有专利是最基础的专利，因此在谈判中，有很强的话语权。

数位业内知识产权律师对本报记者描述说，实际的合同往往更为复杂，几乎都是夹杂着交叉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