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员工谈反垄断调查：罚钱不是最可怕的！

对欧美竞争法误解很多，想当然的成分不少，所以才决定通过微博来更多分享自己的思考与观察。

他的质疑之一便是，3G标准下，高通放弃了向中国移动主推的TD-SCDMA模式手机主张专利许可费，但是如果进入4G时代后仍旧"大锅饭"，按芯片统一定价，那么对于过去这几年为了挺进国际市场而巨资大量收购核心专利的华为、中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一旦那些没有核心技术的手机制造商拿到了更低的许可费率，它们不仅没有兴趣去投资创新，只会选择通过价格战来侵蚀华为、中兴在国内和国外的份额。

曾被这位年轻人点名批评的国务院反垄断法委员会咨询专家、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晔对本报记者说，已经看到了相关批评，但任何执法机关的做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被指责瑕疵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因为有瑕疵就一直不执法，那《反垄断法》什么时候才能实施？

"需要理解的是，中国执法机关的人手有限，案子却非常多，这些人已经非常努力了。"王晓晔说。

一位发改委负责反垄断的官员曾经私下感慨说："我们就是开创的一代，也是过渡的一代。"

许昆林也在发布会上指出，现在3家执法机构加起来还不到100人，真正从事反垄断工作的也许只有50人左右。应对现在这样的工作任务，即使增加到500人都不一定够。

优秀的反垄断律师目前也极为稀缺。由于长期执法案例偏少，大部分反垄断律师都是半路出家转行而来。一位在中国反垄断领域颇有江湖地位的反垄断律师在前往欧盟交流后发现，由于案值高、案件多、律师费高，在布鲁塞尔，排名前三十的律师，90%都是从事反垄断领域的。

有律师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在一些重大案件中，一家企业可能会找到几家律所，为的就是抢占优秀资源，让对方找不到律师。

罪与罚

由于高通公司整体营业额规模巨大，因此，可以想象，从金额上看，高通案一旦判定罚款，可能是绝对金额最大的。

周照峰对本报记者介绍说，处罚金额并非简单地将上一年所有营业额乘以1%～10%，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际的计算方式时，有些产品可能计算为1%，有些产品可能计算为10%。而且根据涉及的产品不同，参考的基数也不一样。

与欧盟计算的基数为上一年全球的营业额、旗下所有种类产品不同，本报记者了解到，中国的反垄断部门和韩国类似，仅计算在中国销售的营业额，而且只有跟调查行为相关的产品才算。

"欧盟的做法是，一个分公司犯了错误，那么整个集团母公司的营业额都需要算进去作为基数；如果除了芯片还生产药品，药品也要算进去做基数。"周照峰说。

发改委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相关营业额"，也即限定产品和相关市场。例如，之前的奶粉案，就只算了相关企业奶粉部分业务，而产量很大的奶粉原料，并没有算到基数里面。

除了金额的处罚，对于最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也即许可费计算基数和比例，业内人士认为，很可能谈成一个相对灵活的解决方案。

比如可以按整机收取许可费的比例降低，也可以按照芯片收费，但是芯片的价格降低。根据以往案例经验，许可费下调比例很可能不会太大，大致在10%～30%之间。

需要考虑的复杂因素包括，由于移动互联技术更新速度太快，即便一些旧的3G芯片降价了，到了4G，这种产品也会相应被淘汰；以及对于整机相对于苹果等国际厂商便宜的一些中国厂商来说，如果按照芯片来收费，这些企业是否真的能获益。

中国反垄断调查恐怕不是高通的最后一场遭遇。现在，有手机厂商透露，欧盟也开始重启对高通的调查，他们正在配合这场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