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员工谈反垄断调查：罚钱不是最可怕的！

全国律师协会反垄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律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高通案所涉及的相关市场包含两个，第一个是标准必要专利（SEPs）许可市场，即这些标准所涉及到的专利，由于没有其他技术可以替代，每个专利都构成一个相关市场，专利权人在该专利许可市场中拥有100%的份额，从而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市场则是手机芯片销售市场，有数据表明，高通在手机芯片销售市场也拥有很高的份额"。

这意味着，此案的第一个相关市场认定，类似于华为与IDC一案中的相关市场界定，也即将每个标准必要专利认定为一个相关市场，通过一个专利接一个专利地逐个确定相关市场。

黄伟进一步指出，高通公司具体的垄断行为则涉嫌包括，在第一个相关市场中，通过向手机厂商以整机为基础收取高额的专利许可费，要求手机厂商将自己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免费反许可给高通等；在第二个相关市场，通过"忠诚折扣"等手段，规定如果手机企业向高通买的芯片越多，则给予的折扣越多，导致手机厂商更多地向高通购买芯片，因此排挤了其他芯片制造商。此外，如果手机厂商购买了高通芯片，高通还会将第一个相关市场中的专利许可费予以打折。就这样，高通通过两个相关市场交叉锁定，获得极为稳固的垄断地位。

与免费反向许可专利、捆绑等非价格问题相比，目前，发改委对高通行为认定的最大难点，还是如何降低过高的专利许可费，确定收费计价基础。这涉及到了高通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将产生极大的连锁效应。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反垄断法博士、德国泰乐信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周照峰评价说，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最终通过学习韩国的调查路径，找到了突破口，成功完成调查。韩国就是通过上游下游两个市场互相锁定获得垄断优势地位，上游就是技术，下游用了这种技术的产品，也即芯片。

"与欧盟等历史相对悠久些的调查机构相比，中国的调查机构年轻勤奋，必须通过大案要案来迅速确立权威。因此，此案必然会有结论。"周照峰说，"不过发改委最终拿出的许可费比例下调方案，也必须是高通公司能够接受的，否则高通需要去法院挑战这个结果。"

一家下游厂商在今年年初接到了发改委配合调查的问卷要求，并按要求调取了大量材料。问卷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合同上。由于每一家的许可合同都会有一些不同，发改委同期需要调取大量同行业企业的专利许可合同，并横向比较。

发改委的办案效率让身为这家企业律师的周照峰感到异常惊讶。与常见的许可合同不一样，这些许可的国际通用合同是全英文，长度很长，且复杂程度极高。通常延续时间在10年以上，且在合同延续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修改。

"我看到的合同，最早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合同很长，一环套着一环，如果只看头尾，中间都找不着，所以每个连接处的修改还得看全，"他说，"仅一家企业的数据消化就得要一段时间。然后要看很多企业的，横向去比较，从数据中发掘问题。"

在这家企业的许可费合同中，相关条款非常复杂，但大致包含两大块的内容：一次性支付给高通的许可费；每部手机需要支付的费用。

一次性付费便是交叉许可，也即高通给该企业许可的时候，该企业也要拿出它的专利给高通许可。由于每个企业实力不一样，所具有的专利重要性不一样，对高通的价值不一样，所需要付给高通的许可费用也有不同。简单说，就是A有10个专利，B有同样重要的5个专利，那么AB之间签署交互许可协定，B仅需付给A5个专利的使用费用。但是高通强大的原因在于，持有的所有专利是最基础的专利，因此在谈判中，有很强的话语权。

每部手机需要支付的费用，则分有大约十个价位比例档次；按照卖出手机数量来计算收取比例，算法非常复杂。

"就像一棵很高的树，高通拥有的专利是树的主干和树根。其他公司的专利都是树枝树叶，树叶也许是很多，但是绝不能和树干比。而且越在树的高处，越少有其他树能与之竞争。"周照峰说。

就在截稿前，这家下游国际手机厂商也已经开始配合欧盟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

与此同时，年轻且高效的反垄断部门的密集行动，也已经引起了包括徐明妍在内的众多学者关注和评论。

在德国求学的反垄断法博士刘旭的行动是其中最为抢眼的。他搜集了几乎所有反垄断领域的报道和公开资料，对专家咨询组成员的点评、发改委的执法行为，在知乎、微博等新媒体上做了大量分析。

刘旭对本报记者说，通过微博来探讨《反垄断法》是从2011年秋。当时他参加了国内经济法学年会，感觉国内学术争鸣不足，敢说话、说真话的人比较少，对实践紧密关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