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的六大内涵

万明坤指出："德国人并不把勤俭务实、遵纪守法当作是一种对自己难受的约束；也不把忠厚诚实、信守承诺看作是一种付出。他们自觉地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社会高效而有序地运转。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素质，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和重要标志。一个理性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季羡林等著，万明坤等主编。旅德追忆：20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0：503.）费孝通也呼吁： "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总之，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这方面，"德国制造"做出了典范。这个"理性化"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专注主义"、"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这五大工具理性，是我国制造业必须经由德国引进的。

　　建设严谨理性的制造业文化，最大的障碍是近现代国民性。我们的老祖宗，并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的明清家具，钉是钉、铆是铆。只是在近现代，由于离道失德，出现了所谓颇具负面含义的国民性问题。当年鲁迅曾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性问题，并特别提出，"不认真和做戏"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必须改掉。

　　关于国人不认真的一个经典观点来自美国人亚瑟？史密斯所著《中国人德行》。他指出："中国人不守时、不精确、不认真，是对待事物特有的幽默。"鲁迅对此书极为重视，并称此书足以"立此存照"，希望国人把它当做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赏，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改造国民性。然而，在宏观社会层面，文学只能描写国民性，并无法改造国民性。

　　在微观的社会组织层面，我们可以用企业文化来改造国民性。张瑞敏指出："名牌也应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一个名牌，一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因为一个名牌是名牌创造者素质的外化，或者说名牌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素质的外化。员工的素质高，才能够创造出名牌。"海尔员工素质提高的必要途径就在于利用企业文化，改造了海尔员工的国民性。张瑞敏对于中国人的做事习性曾作过准确概括："中国人做事不认真，不到位，每天工作欠缺一点，天长日久就成为落后的顽症。"

　　海尔以"砸冰箱"文化仪式为序幕、以OEC制度为落地手段，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最大限度地根治了不认真的国民性，建立了认真文化，并成就了一个世界名牌。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海尔经验，从改造国民性的高度来再造中国制造业文化。

　　此外，在价值理性层面，中国不像西方，以宗教文化为基础，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以道德文化为特征，"道德"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尊道贵德，弘扬民族固有的"厚道精神"，以制造出厚道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