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拼搏只为RFID中国芯 产学研合作融入复旦微电子成长血脉

　　这是一家有点特别的企业，大部分骨干人员有“双重身份”:复旦大学老师、企业技术创新带头人。

　　14年前，上海市商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与高校“攀亲”，和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共组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发展成拥有众多关联公司的股份制上市集团公司。当年加入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11名复旦大学科研人员依然奋战在公司的技术、管理一线，没有一个人离开。

　　从高校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到完成成果转化的创业型科技企业，再到实现产业化规模的行业龙头，复旦微电子的成长之路就是上海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的缩影。

　　从大学实验室走进企业研发部

　　“我们的工作，就好比先设计衣服轮廓、缝制出样，然后研究衣服给谁穿、在什么场合穿，最后检验衣服的质量好坏……”复旦微电子副总工程师沈磊带记者参观公司研发部门时，用通俗的比喻解释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中架构、版图、系统开发、验证测试等各阶段工作。

　　研发人员都亲切地称呼他“沈老师”，沈磊喜欢这个称呼。程君侠、俞军等公司带头人也来自复旦大学，同样拥有很多“总”字的称谓，但他们最喜欢的称呼也是“老师”，因为其中包含了他们最初以教师身份加入企业的一份梦想和情怀。

　　14年前，这些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整天琢磨着上课、写论文、做课题、评职称。那时他们经常想起实验室创始人叶仰林教授的话:“中国集成电路要有大发展，应从设计入手，芯片设计可以在中国人手上发扬光大。”加入复旦微电子后，这些科研人员最大的改变是，叶教授的话，不只是想想，而是天天正在做的事。“以前在学校，埋头做学问，没有产品意识。就像设计衣服，只考虑缝制精不精、成品美不美，却不考虑给谁穿，穿得是否舒适、有没有人要穿。”沈磊回忆，公司成立时就20来个人，一大半都出自实验室。“大家就窝在一个50平方米的房间里"头脑风暴"，反复思考客户需要什么样的设计，不行就到市场上去看、去问。”度过了适应期，这些科研人员开始加速从“象牙塔”迈向市场。公司最初只有研发部门，慢慢根据市场调整为售前、研发、委托外包、售后测试等多部门。大家都怀揣共同梦想:让每个国产电子产品都有一个“中国芯”。

　　企校拧成一股劲要“互信、共享”

　　走过14年风雨，这批科研人员切身感受到知识与资本结合的魅力。“建立重点实验室，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在集成电路设计上的空白，章倩苓、叶仰林教授等前辈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有平台孵化实验室的技术，使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沈磊说。

　　复旦微电子成立4年后，与复旦大学联合设立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中心。借此平台，公司在重大项目研发过程中，能与复旦大学更好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当时公司正在开发中国第一款嵌入式32位微处理芯片神威号。“技术中心在逸夫楼3楼，实验室在6楼，双方科研人员一起讨论，互相启发，最终攻克难关，这款芯片已获得产业化应用。”

　　上海市商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复旦微电子总经理施雷坦言:“和复旦大学合作，双方都不计较当下，而是着眼未来。要看这些技术成果由我们公司商业化运作后，未来能带来什么结果。双方都把现在的技术孵化好，复旦大学参与的技术人员如果愿意加入公司，都要全心全意。”施雷诠释了企校合作的重要基础互信。

　　在复旦科研人员看来，保证本方全情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享”。比如，复旦微电子当初聘用实验室人员时，充分考虑股权激励、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保证核心团队不流失。在复旦，他们保留人事关系，或多或少承担学校科研和教学任务；在公司，他们的薪酬严格按公司人力资源设定的技术等级来分配。先建好利益分配和管理机制，双方合作就顺畅多了。14年来，没有一个人离开。

　　如今，科研人员常年泡在企业里，同样是做研究，质量却大不一样，抓得住重点，给得出解决方案。“讲课也有变化，过去照本宣科，学生没兴趣，现在引用市场中的实际案例，他们听得特别认真。学生问，什么是好技术，过去我们回答尖端技术；而现在，我们会说，能做成好产品、有好的市场占有率，就是好技术。”沈磊说。

　　产学研合作开出“创新之花”

消费者用带芯片的手机在酒瓶上挥一挥，配合瓶上的RFID电子标签，能即刻鉴别出酒类真伪；上海公共交通卡、地铁单程票、磁悬浮列车票、大学校园一卡通等的芯片大都是“复旦微电子”出品……公司开发的各种容量存储卡、CPU非接触卡芯片，已成功应用于医保、社保、公交、电力、国防、校园管理、金融服务等领域，占领了原先由国外产品垄断的大部分市场，使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