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七国八制：中兴华为崛起的鲶鱼效应

　　本报记者 丘慧慧

　　当公众的视线聚焦当下全球电 信设备商在中国的恶战时，时间正在冲淡了关于"中华"崛起那些往事。

　　大浪淘沙。

　　往回看20年，上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率先开放的市场之一，中国电信基础网络当中，从农话到国家骨干电话网，清一色的进口设备。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动用巨量外汇购入的昂贵设备分别是来自于7个国家和8种制式的机型--"七国八制"的说法由此而起。

　　由垄断决定的高价历史，被以"巨大中华"为代表的本土厂商崛起所打断。

　　"巨大中华"这一叫法，据说是由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首创，80年代末-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信市场呈喷发之势，本土力量应运而生，新兴的四家有代表性的通信制造厂商分别为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吴基传取各家的头一个字串联起来，恰好是朗朗上口的"巨大中华"。

　　中国电信市场由进口高价设备垄断的局面，从此破局--90年代中后期，由"巨大中华"带来的牵制效应被日渐放大：一方面，由于本土厂商介入竞标，长期高企的电信设备价格开始快速下滑，为运营商争取到了相对合理的价位；另一方面，由于成本的下降，中国运营商开始步入大规模建网周期，电信基础设施水平快速提升。此时，充当"棋子"角色出现的"巨大中华"，也借机在国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时光荏苒，大浪无情--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由于技术革新，移动和数据通信替代交换机成为通信业的主流产品，在这次电信业的关键转型周期当中，"巨大中华"的发展步伐也开始出现了差距：曾经在交换机技术上领先于"中华"的两大国企--"巨大"--逐步衰落。与此同时，相对"外行"、并偏安于南方的"中华"快速后来居上，并开始逐步从国内市场试水海外市场，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成为全球移动、数据、光通信、3G、NGN等领域的主要供应商，成为挑战全球电信巨头们最具进攻性的新兴力量。

　　2007年是中国电信设备在全球崛起的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华为以125.7亿美元的销售规模一举超越北电(109.5亿美元)，进军全球电信设备前五强，锋芒直逼思科(347亿美元)、爱立信(313亿美元)、阿尔卡特-朗讯(279亿美元)和诺基亚-西门子(2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兴通讯也进入全球第八的行列，并计划今年冲击100亿美元。

　　短短20多年，不折不扣地上演了一部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中国电信史--它既是一部中国电信基础网络的成长、扩张、升级史；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外厂商之间充分自由竞争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中国企业在市场化环境下成长、变迁、消亡史。

　　"巨大中华"的那些往事

　　从时间上追溯，上世纪80年代末在南方以代理国外设备起家的中兴、华为的成立早于地处北方的巨龙与大唐。但是行业皆认为，论政府资源、技术实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于北京的巨龙和大唐要远胜于位于深圳的中兴和华为。

　　四家出身各异的企业，在早年曾经有过相似的辉煌。

　　1998年是"巨大中华"声名鹊起的一年。此时，当华为销售额达到89亿元之时，中兴为40亿元，巨龙则超过了30亿元，刚成立的大唐亦有9亿元。销售规模最小的大唐，其利润也在亿元之上。在"七国八制"的市场格局中，中国本土公司的集体崛起第一次给海外巨头们制造了不小的压力。

　　然而，分歧很快到来。

　　最先被历史辗为尘埃的是家底最厚的巨龙。3年后的2001年，华为的销售额、利润分别达到255亿元和20亿元，中兴分别为140亿元和5.7亿元之时，巨龙已快速滑坡至不足4亿元，并呈现亏损9000万元的破落局面。在此前后，另一大型国企普天集团曾经数度尝试重组巨龙，未果。2002年，巨龙彻底消失在通信行业的视线中。

　　此后，"中华"的领先之势愈来愈明显。

　　境遇各异背后

　　相同的市 场环境，"巨大中华"在发展道路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差距，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普遍的反思是，巨龙的消亡归咎于其"出身"。它是国内数家国有企业共同投资组建的，各个国有股东之间存在矛盾，这与中兴早期的产权结构的内部矛盾极其相似。不同的是，1993年，中兴通讯"国有民营"的改制，从体制上优化了内在机制，并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赋予内部企业管理者及部分核心员工以公司股权，解决了后顾之忧。

　　由于体制的障碍，巨龙管理层长期动荡，灵魂人物邬江兴几度沉浮，这直接导致了巨龙此后在市场决策、技术决策的迟钝--这与任正非、侯为贵在公司的始终如一的核心作用，形成鲜明的反差。

　　事实上，中兴与华为在过去20年当中，皆表现出了灵活、高效的应变能力，从交换机到接入设备，从固网到无线，从国内市场到海外市场，每一次机会节点的把握，都有如神助。

　　"中华"崛起之隐喻

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