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中国互联网启蒙之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

　　"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PowerBook，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100万到200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最多值2000美元。"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笑了，"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

　　这个男人名叫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他把上面的经历写在一本书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Move bits, not atoms.(世界由原子蜕变为比特)"这本书的简体中文译本，叫做《数字化生存》。

　尼葛洛庞帝，他的《数字化生存》预言了互联网时代

　　Internet有多远

　　1995年秋天，胡泳在清华大学的机房里第一次登上了互联网。

　　"立刻着了迷。"他说，"网络太神奇了。"

　　让胡泳着迷的是清华校内的电子讨论板"水木清华"，这也是中国最早的BBS之一。学新闻出身的胡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传递信息的方式：没有编辑、记者，不需要纸张，就能看到许多人在热闹地讨论问题。他意识到，网络将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进而改变世界。

　　当时胡泳在《三联生活周刊》当记者，他兴冲冲地去找主编朱伟报选题："我要写一期封面故事，关于互联网。"

　　"为什么？"朱伟问。

　　"因为互联网未来的可能性太大了，我们应该关注这个东西。"胡泳说，"而且我很熟悉它。"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国最早的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开通运营，创始人张树新在魏公村建了一座"瀛海威科技馆"，后来还在中关村路口竖起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胡泳那时候就住在魏公村，天天没事就泡在瀛海威科技馆里，张树新给了胡泳一套拨号软件，用这个东西可以通过瀛海威搭建的局域网连接到真正的互联网。胡泳觉得，他已经触摸到了虚拟世界的大门。

　　"不行。"朱伟无情地否决了胡泳的提议。

　　"当时三联生活周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外国的东西不能上封面。"胡泳说，"本刊封面一定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可是他积累了大量有关互联网的资料和经验，很想写写这个题材，就又找朱伟磨，最后协商决定，写一篇专题文章，篇幅比封面故事少些就行了。

　　胡泳就带着摄影记者去拍瀛海威的那个广告牌，然后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Internet离中国有多远》，刊登在1996年的第2期《三联生活周刊》上。

　　稿子发表出来以后，胡泳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海南出版社的编辑，表示看了这篇文章很感兴趣，问胡泳能否就此题材写本书。胡泳正有满肚子关于网络的宏论，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出版合同，书名定为《网络为王》。

　　这里要说说海南出版社。在胡泳看来，这家出版社当时可谓锐意革新，他们舍得拿出很多钱，购买国外图书的版权，将其引入国内出版，而且目标直指最新的财经和科技图书。"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巴菲特、索罗斯，还有蓝血十杰、德鲁克等人，其实最早都是海南出版社引进的。"胡泳说，当年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谈过出版界选书的问题，胡泳认为三联在80年代引风气之先，介绍了很多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却在90年代落后了。"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快，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只关注人文学术领域，而不了解经济、管理、科技这些领域发生的事情，那么知识结构会出现极大的问题。"而海南出版社的思路，正对胡泳的胃口。

　　彼时的图书版权引进事宜，必须通过代理公司，因为外国出版社还没有在华设立直接的办事机构。当时中国做版权代理业务的有两家比较大的公司，"博达"和"大苹果"，他们在海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专事版权引进，从中收取一点中介费。海南出版社就请胡泳做选书顾问，他们经常跑到"博达"在北四环的一所学校租的房子里，在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外国原版书里挑拣可能的畅销书。在那里，胡泳看到了《数字化生存》。

　　9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

　　"那本书是黑色封面，在书堆里其实蛮‘跳’的。"胡泳回忆第一眼看到《数字化生存》时的印象。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本《Being Digital》已经上了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作者尼葛洛庞帝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同时还是《Wired Magazine》(《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书中描绘了数字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在前言中写道。

　　吸引胡泳的却是扉页上的献词，"是尼葛洛庞帝写给他夫人的，感谢多年来夫人对他写作的支持。"胡泳说，"有趣的是他表述年代用的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1和0构成的计算机二进制代码。"胡泳觉得这书挺逗，就站着翻了几页，前言还没看完，胡泳就对身旁的海南出版社编辑说，你们赶紧拍板吧，就买这本书。

　　"因为我是在80年代那种人文气氛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书里写到什么‘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将由原子转变成比特’，就感觉社会要有大变动，不由自主地兴奋。"胡泳说，"80年代有本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很火，我看到尼葛洛庞帝这本书，就认定它是9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胡泳对编辑表示，自己愿意亲手翻译这本书。

　　"你还有《网络为王》要写，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吧？"出版社有顾虑，如果拿下《数字化生存》，必定争分夺秒，在最短的时间里推向市场。

　　"没关系，先翻译这本书，来得及。"胡泳说。他和范海燕合作，一人一半，在20天里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Being Digital》的台湾译名是《数位革命》，"bit"这个词在台湾版里也译作"位元"，而胡泳用了音译的"比特"。至于书名，出版社建议叫《数字化革命》，胡泳想了想，觉得好像不够震撼，就改成了《数字化生存》，"意思就是这问题上升到了生存的高度，你没赶上数字化这一波时代浪潮，可能就导致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