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中国互联网启蒙之路

尼葛洛庞帝访华

　　技术专家出身的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基于新科技的发展方向，设想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未来生活细节。书中一段关于"人机界面"的论述写道："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比喻就是老练的英国管家。这位代理人能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而在中国，这种私人化、生活化的细节，显然被赋予了更多宏大的意义。"我觉得只有很少的人会从技术层面解读《数字化生存》，大部分读者可能带有某种焦虑和恐慌。"胡泳说，"他们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在意，所以这本书的影响是超出技术圈子之外的。"1996年书出版之后，胡泳接受的第一个采访来自业内媒体，是《中国计算机用户》，话题还是围绕技术的。但第二天，《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就找上门来，"他们就彻底甩开技术问题，完全从生存的层面上做文章。"此后媒体仿佛抓到了兴奋点，把"数字化生存"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书的销量也节节攀升。"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大国情结，感觉不能在这次席卷全球的信息经济浪潮中丧失机会。"胡泳说，"所以《数字化生存》与当时中国人心底普遍的危机感暗合了。"

　　海南出版社也看到了这一趋势，决定趁热打铁，邀请作者尼葛洛庞帝访华。"费了很大劲，要向有关主管部门打报告。"胡泳记得，获得官方许可后，张树新的瀛海威又慷慨解囊，赞助此项活动所需资金。"张树新租的场地，找的人，几乎把当时中国从事信息产业的所有前沿人物都请来了。"通过尼葛洛庞帝在麻省的学生张朝阳牵线搭桥，中国互联网业界终于促成了这次"布道之旅"。

　　这是1997年2月，张树新的瀛海威做得风生水起，小青年张朝阳还一文不名。尼葛洛庞帝访华，与《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的震动有关，也给这股热潮推波助澜。胡泳甚至收到中学生读者的来信，信中说读了这本书，就下决心投身网络科技行业。回忆起这一年的往事时，张朝阳也说："我们组织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论坛，尼葛洛庞帝到中国来看一看，再决定要不要投资。"

　　"我们开会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风险投资，张树新也不知道，要早些知道的话，瀛海威就不会死了。"胡泳说，如今每次和张树新谈起当年，都唏嘘不已，"她就差那么一点儿，到1998年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1998年，尼葛洛庞帝再次访华时，活动赞助商已经变成了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而瀛海威已成历史。这一年，互联网大潮兴起，张朝阳拿到了尼葛洛庞帝的20多万美元创办搜狐。为表感谢，张朝阳给尼葛洛庞帝颁了个奖，叫"搜狐天使"。

　　"当时我是论坛的主持人，在主席台上看见底下很多观众都莫名其妙---尼葛洛庞帝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为什么叫‘天使’？"胡泳说，"没有人知道天使是什么意思，大家以为是搜狐给他的一个荣誉称号，其实是因为尼葛洛庞帝投了钱，是典型的天使投资人。"

　　"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

　　《数字化生存》对中国互联网业界来说，是一部启蒙之作；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书中展现的高科技生活图景，令人神往；对投身信息经济的弄潮儿们来说，这本书带来的改变则更多。1997年胡泳写完了那本拖延的《网络为王》，田溯宁一下买了上万本，四处分发。胡泳记得，田当时正在全国大规模建设网络基础设施，有一次他到贵州，当地官员问他来做什么，田溯宁回答："我是来修信息高速公路的。"对方说那你去找交通厅吧，他们管修路。

　　"他费尽口舌，都很难让人家明白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干脆先送书给人看。"胡泳说。

　　胡泳自己，则把"数字化生存"落到了实处。1999年，胡泳搞了个"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这项大型活动在京、沪、穗三地同时进行，参加活动的选手被要求只能通过互联网获取生活必需品。"关在一个封闭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但是可以上网，看你能不能想办法买到东西。"在电子商务还不发达的年代，"网络生存"还是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胡泳说："这次测试很轰动，后来又搞了一届。《数字化生存》让我成了互联网的狂热信仰者，我就是想推动互联网普及，要直观地让老百姓知道，上网能干什么。"

　　而被奉为"数字化之父"的尼葛洛庞帝，此后又数次访问中国，却已难见当年的轰动效应。在网民数量已超2亿、居世界第一的中国，人们对新技术推动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尼葛洛庞帝在做的事业，则转向更为务实，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低层次"的"100美元电脑"普及计划，该计划旨在使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地区的儿童，能够用上低价电脑，消除数字鸿沟。"这项事业困难重重，所以我非常佩服尼葛洛庞帝。"胡泳说，"他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数字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