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将孕育中国的英特尔

　　预测一：想取代山寨，数数你口袋里有没有微软/苹果一样多的现金。

　　大教堂和市集

　　山寨的第一特征是其草根性。黑客大师、开源运动的创始人Eric S. Raymond在《大教堂与市集》中惊叹："Linux是颠覆性的。就是五年以前（1991），谁能想得到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几千名开发者，仅靠细细的互联网连接，能够在业余时间魔术般地铸成一个世界级的操作系统呢？"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山寨：当2001年TCL的万明坚利用法国Wavecom的模块，模仿韩国时尚，开发出中国第一款"山寨手机"--"钻石手机"时，谁会想到几年后山寨在深圳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产业；另一位中国人企业联发科更是看到这一机会，投入重金开始研发模块，取代Wavecom的地位；而另一家深圳本地企业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也已经为下一代山寨--智能手机准备好了核心武器呢？

　　山寨的开发模式与开源的Linux社区一样，"更像一个充满不同议程和方法的嘈杂的市集"。Linux创始人Linus Torvalds的开发模式：尽早尽多得发布各类版本，外包所有可以外包的事，对所有的改动进行融合开放，可以说都被山寨尽情克隆。Linux的敌人微软开发软件的方式是"建造大教堂的安静和虔诚"，但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其75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上的（取其历史最高峰值）。当然，在山寨股东运动的逼迫下，现在微软分红后保持在250亿美元的水平，但也是富可敌国，有的发展中国家举其所有GDP也无法匹敌，发展中国家能采取这样建造"大教堂"式的优雅发展高科技吗？

　　山寨的草根模式与开源的Linux社区一样混沌，但其系统的分散性、可靠性却是可以媲美微软、苹果（该公司2008年现金储备提升至195亿美元）。这是因为山寨经济中存在多层与其功能吻合的组织结构，网络无处不在。直接套用Raymond的大师语录，就是"除了互联网以外，成员间还存在一个分布式、松耦合的点对点网络，具有多重冗余性和可降级。在这两个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只取决于外界愿意和他合作的程度。" 美国去年的金融海啸表明，按照大教堂方式建立起来的高度复杂、紧密耦合的宏伟金融体系在危机中不堪一击（参见本刊3月5号XX期《金融市场的长尾与突变》）。反倒是开源社区按照"市集"模式建立的草根系统，有着生生不息的韧性，中国的山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原因也在如此。印度、泰国对地下经济的研究也表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山寨帮助吸纳了大量的下岗工人。

　　预测二：想战胜山寨，看看你有没有达到Google的开放性。

　　Google经济学：江湖新规则

　　山寨的第二特征是其开放性。Google搜索的核心竞争力在其开放性，雅虎在搜索市场丧失先发优势，正是忽视了向用户开放所带来的对搜索准确度的提升。Javis在今年出版《换了Google会怎么做？》（What Would Google Do？）一书，建议当今所有企业（包括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都应换用Google的思维重新想象自己的业务运营模式，不然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必然是逆水行舟。在Google时代，经济学重新思考网络所带来的外部性：当一种产品对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的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增加而增大时，这种网络外部性就会创造出新的江湖准则：越开放，就会越吸引用户，企业也会越成功。在这种逻辑下，拥有渠道、人、产品，甚至知识产权都不再是成功的关键。开放才能成功；应该积极让客户参与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产品设计、分发、销售。甚至服务支持（想想Wiki百科全书）。

　　山寨的产品设计、产业链架构也是建立在这一开放性的基础上，产品架构越开放，产品开发速度越快、产品加工工期越短、成本也越低，而客户体验、满意度也越高。"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奥兹?夏伊(Oz Shy)《网络产业经济学》）。

　　田纳西州大学的法律教授Glenn H. Reynolds更是看到开放性对社会的影响，他在2006年出版的《大卫的军队》一书中，更是借用弱小的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的圣经故事，比喻新兴的市场与技术如何赋予个人以力量去战胜大媒体、大政府、大公司的控制。由此可见，山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产业组织方式，一大批新兴企业随之蓬勃涌现，并随着开放性释放出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预测三：想招安山寨，请不要用老套的管制思想，换位Google，用Google的思维制定政策。

　　山寨可以被招安吗？

　　山寨的第三特征是其创新性。没错，创新。山寨机不是一直追着Nokia、三星跑吗？开源社区早就接受这样的质疑了，有人认为"Linux只不过是追着Unix系统的尾巴跑"。不过到现在，软件业已经承认，"新点子往往首先在Linux中被实现，然后再被搬到其它平台"。山寨的创新力早就显现出来，只不过怀着丫鬟心态的人对Nokia、三星、苹果羡慕地五体投地，要一直等到巴菲特投资入股了以"山寨"日本汽车见长的比亚迪，才开始相信中国人自己也能造电动汽车，完全忘记了美国企业19世纪一样对欧洲产品（例如步枪）进行无知识产权的大量"山寨"。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的研究，美国是在建国100多年后的1891年才开始承认外国人的版权（《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视野》）。

　　崇拜日韩技术开发能力或者美国微软、苹果的人应该仔细阅读Raymond利用Linux社区集体开发一个邮箱软件所积累的经验："假定大教堂开发模式有利于创新，而门槛低、流程通畅的市集模式不利于创新，是很荒谬的。如果创新的起点是一个人加一个点子，那么一个可以使该主意吸引成百上千合作人的环境将不可避免地优于一个为继续工作于该点子而不至于被解职，其主人不得不通过政治性的手腕将其推销到上级管理层的环境。事实是，那些使用大教堂方式机构的创新史表明，来自其自身的创新极为少见。"看看大教堂微软是如何"山寨"别人的吧！

　　那么，创新的山寨可以被招安吗？

　　话说微软看到Linux蓬勃的创新力，就给Raymond寄来聘书，妄图反水开源社区的这位大佬。Raymond 老兄倒是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信中把微软骂得狗血淋头，更狂笑："如果阁下肯花五秒钟查查，大概就会知道俺正是你们的梦魇！"在信件最后，他还不忘恶搞一句："不久的将来，我会在微软的墓碑上小解，希望那时不会喷到你。"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能招安的山寨，定然是丧失创造力的山寨。最好的防堵洪水的办法，我们的老祖宗大禹和Raymond几乎想得一样："其周围的社会机制能做得最好的就是给予响应--去培育、奖励并严格的测试它们，而不是排挤它们。"

　　下表列出了各国山寨被招安要立刻支付的注册新企业的费用，该表清楚地说明发达国家为什么山寨这么少，他们注册企业的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15都不到，而发展中国家程序多如牛毛，大部分在人均年收入的100%以上。就是与印度相比，中国做得也不够，人家程序比我们少，时间比我们快。

　　秘鲁经济学家de Soto发现，非正式经济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除了工业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产业过剩的劳动力外，与政府的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牌照费用以及腐败紧密相关。相反的一个例子是香港贸易发展局，它是香港专门帮助中小企业推广对外贸易的机构。自1966年成立以来，每年开展30多项国际贸易展览会，去年更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涉款1.2亿港元，以协助面对金融海啸的香港中小企业寻找贸易伙伴。这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向香港学习，立即去除手机牌照制度，给予企业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企业一旦合法了，自然不会不愿留公司地址电话，而合法经营的企业自然就会茁壮成长。企业不留公司地址是为了逃税？为什么不降低税收。企业不愿参加检验？为什么不给予山寨手机免费检验？维护市场秩序本来就是政府职能，收了税后，为什么就不能免费检测？为什么不能像彩电那样给予骨干企业免检措施？向日本可以支付上亿的金额引进过时的流水线，同时还给税收优惠，为什么不能优惠一下、扶持一下本土山寨？由此可见，这些过时的产业政策正成为阻碍创新的壁垒。

　　各国历史也证明，政府主导投资的高科技项目没有一个成功的，即使最精明如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特许半导体现在也是四面楚歌。为此，政府投资资本密集的高科技，还不如建立类似香港贸易发展局这样的机构为民纾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