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意见主宰3G导致发牌艰难 TD产业链问题重重

只是目前阶段，中国3G被多种意见所左右。

国资管理部门为何越权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国资管理部门对3G的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它的职权范围。对国资管理部门而言，用最短的时间优化垄断性国有公司（电信、电力、石油、民航、运输等）的资本结构，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保证国家对这些大公司绝对的控制能力，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

　　但近几年电信市场的变化风起云涌，国资管理部门单靠管财、管人已力不从心，因此，对3G牌照的发放和电信公司的重组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特别是通过国有资本管理权，对电信公司的重组直接参与。这虽然引起了一些部门和专家的不满，但在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国资管理部门的行为虽有越权嫌疑，但仍在许可之中。国资管理部门参与重组的资产调配无可非议，但因重组涉及大量的技术问题，而国资管理部门又谢绝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参与，所以在重组问题上，其单独出台的方案会造成资本重组大于技术与市场重组的局面。这种方案出台，肯定会面临一定的抵触，且影响3G发牌。

　　根据个人的理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是3G牌照发放和公司投资重组的最权威机构。一方面，发改委对电信产业的投资、建设、重大技术项目的审批长期具有决策权，也拥有一批专家型的领导，对电信产业的发展规律及国内外政策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TD-SCDMA产业的发展一直采取追踪和支持的态度。因此，在3G问题上拥有绝对发言权。

　　但是，发改委对电信运营商、设备商并不具有直接管理和干预权，同时,发改委及所属机构缺少对电信产业有研究的专门人才,这难免会使有关研究出现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并缺失了对电信行业管理与决策的综合能力。但在投资决策、产业决策、技术管制决策三权于一体的情况下，3G的最终决定权仍需以发改委的意见为主线。

信产部的难处

　　信息产业部本应是3G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但目前无财权、人权和产业安排的权力，因此只能在技术标准选择，网络管理和市场准入审批上拥有主宰能力。

　　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相比，TD-SCDMA的研发投入完全可以说是"少得可怜"。对TD-SCDMA的投入应包括政府投入、资本市场投入、产业基金投入、公司自主投入。但是，在2006年以前，大唐移动直接或间接从政府手中得到的研发经费只有几亿元，其中，国家一些明确规定支持TD-SCDMA测试的费用也迟迟不能到位，资本市场对TD-SCDMA的青睐与担忧并存，信贷投入犹豫不决，而大唐移动常年亏损，自有投入能力近于枯竭。

　　对这种情况，作为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心知肚明，但又束手无策，因为信产部既无财政投入的决策权，也无重大项目投入的审批权，所以，面对大唐移动的窘迫局面，也只能予以口头上的抚慰。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行的政府决策体制下，3G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多头管理的局面。因此，在发展3G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对现存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予以改造，中国3G的发展很可能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时机。

　　不过，现在国家已采取了补救措施，成立了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统筹信息化建设中的多头管理问题，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王旭东新闻,王旭东说吧)任办公室主任，重大问题直接报请国务院和总理办公会。目前，对3G的发展，国务院信息办综合决策和统筹决策的地位正在提高。

　　在2G时代，虽然中国移动90%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是由中国的亿阳信通公司完成的，但其所采取的核心技术被IBM、微软等控制，中国2G、2.5G、2.75G网络安全事实上并不在本国的有效掌控之内。而对待3G的网络安全，国内尚无明确的技术标准和可操作的技术工程，特别是在软件设计上，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因此，谨慎发牌，成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

　　可以认为，在中国3G的多头管理问题没有解决好的背景下，3G牌照的过早发放确显匆忙，但从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看，3G牌照进一步推迟发放，经济上和产业发展上的损失将是难以补救的。

第三章 TD-SCDMA已错过发展的最好时机

　　目前，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国电信产业体制调整的进程，3G的迟疑，对未来移动通信发展的技术约束正在被一批新的技术所替代，3G的技术战略地位开始下降。

　　在HSDPA|0">HSDPA及4G研发加速的背景下，中国标准TD-SCDMA的中长期"筹码"地位正在下滑，如果为了中国自主产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或优先单独发放TD-SCDMA牌照，或按一些人士提出的,根本就不发牌，就按现在这样，等完成十城市测试后，再继续不断地扩大测试(变相商用)规模，那么，对中国来讲，在政治与经济的总账上都是不利的。

单独发牌将遭遇知识产权纠纷

TD-SCDMA专利在CDMA等标准中的自有专利没有超过14%，由于TD和